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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风驿-李心释

今古何处?尽千岁,随风飘!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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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离析乡野之人,一个只读1.5本书的人,一个反讽的理想主义者,一个绝处逢生的写诗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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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庄子》讲坛(5)-2  

2015-05-16 22:25:3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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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《齐物论》之二)

主讲:李心释,记录:母一娜,地点:金明书馆

先秦时期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在思考语言问题,他们很容易看到言是言,物是物,言是区分,并相信区分背后都有实在,相当于西方哲学思想中的“唯实论”,是实在决定了言的区分,而不是言在建构实在。儒家强调名、实相符,名家的公孙龙还强调名的类别不同也不能相通,如同墨家所言“异类不比”(钱钟书《七缀集》44页)。但在庄子看来,类无定类,异类即同类,万事万物都相通。他既批评当时的显学儒和墨,也批评更有理性根基的名家公孙龙。公孙龙的名篇《指物篇》云“物莫非指,而指非指”,讲的是“物”皆由人的指(名称)而出现,但名称并不是物本身。上古汉语一个句子中常用相同的字,而表示的意思前后是不同的,又如庄子“言者有言”,明白这一点就不会犯糊涂了。公孙龙是个厉害人物,他能这样区分名与物的关系很了不起,名与物的关系在古希腊时期也是哲学界的重要问题,他的这种区分倾向于名与物没有固定的本质的联系,而是约定俗成。语言学里讲,一个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是任意的、约定俗成的,说明公孙龙那里还没有注意到符号现象,只注意到符号与事物的关系。庄子批评他的是,拿名称来说明名称不是事物,不如拿不是名称的事物来说明名称的非事物属性,因为天下名称也可以只有一个,用一个名称来指称天下事物时,就难以区分名与物了。这时的庄子就很像索绪尔了,索绪尔会举“讲台”这个名称来指称这个所谓“讲台”这个事物,而实际上“讲台”也可以不存在,可分解为多个事物的多个名称,比如电脑、操控台、铁皮箱等等,反之,这里除了讲台外,还有黑板、课桌、房子等,也可以用一个名称“教室”来指称,那么“天地一指也”自然是可能的。同理,公孙龙另一名篇《白马篇》云“白马非马何?马者所以命形也,白者所以命色也,命色者非命形者,故曰白马非马”,以具体的马说明抽象的马不是马,不如用不是具体的马来说明这样的马不是马更好些,色与形在庄子这里是可以相通的,如同老子讲“耳目相通”,佛家讲“诸根互用”,“白马”不过是一只更具体的马(比“白马”更具体的马也有),而“马”是各种具体的马之上的抽象的上位词,如果抽象到极致,“万物一马也”自然也说得通。这样说来,指与所指对象、具体与抽象、偏与全的东西何尝就不能相通?索绪尔讲能指与所指是分而不分,分是为了分析,不分是看到了现象本身只能是一个整体,如同一枚硬币有两个面,两个面不过是人的分析结果,对符号的分析也可以是皮尔士的三分、叶尔姆斯列夫的四分,所以两分三分四分都不能当真,那么若坚持指与非指、白马非马的区分又有何益,徒增混乱!(区分只在于一时之用,用于用,才能通,后面会讲到)

“可乎可,不可乎不可”和后面的“然于然,不然于不然”,前人对此解读通常都很牵强,原因是他们看不到庄子语言里的层次,即缺乏元语言的视角,比如方勇对前句的解释是“人家认为可,我也跟着认为可,人家认为不可,我也跟着认为不可”,两个“可”、两个“不可”前面凭空多出了“我”和“人家”,显然不符合汉语句法,“可乎可”并非两个句子的紧缩复句,第一个“可”是主语,“乎可”就是谓语,“乎”是“出于”的意思,那么前面的“可”是对象语言中的“可”,后面那个“可”就是元语言的“可”,说“可”的原因并不在同一层次上的“可”的理由,而在于元语言层次上说了“可”,就像一个笑话说,一个儿子一直纠缠着父亲送他自行车,父亲就说“好,送你‘自行车’”,儿子问“在哪里”,父亲说“刚刚送你呀”。

“道行之而成,物谓之而然”,道路得你走了它才有,事物只有你命名了它才能显现,为什么物是这样的?那是因为你说它是这样的;为什么物不是这样的,那也是因为你说它不是这样的。物本来就有你所说的这样、那样,也就是说,物有无限的可能性,所以没有物不是你所说的这样,没有不可以是你所说的可以,道和事物对于我们来说处于隐蔽的状态,只有在一个动态的体会中它们才会出现。这就需要一个人亲自体会、亲自言说,不去现成接受别人所说的,否则局限于某种成见却不自知。物原本就是我们看到的那样吗?不是的,你说它不是它就不是,那物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吗?也不是,你说它是它就是。在命名中,所有的是与不是、有与无、美与丑等区分都是互通为一的,言下之意是,只能在动态中把握它们之间的区分,比如丑妇与美女,在不同时空、不同社群里美丑认定都不同,丑的可能在另一时空里会变成美的,美的亦然。一切区分必须归于无来认识它,从有到有,只会争执不休,越来越迷乱,或者越来越陷入偏见之中。因此庄子感慨道:“其分也,成也;其成也,毁也”,虽然区分能成就一些观点,但成就一管之见的同时就是失败,因为陷入成见之中就再不可能看到更多,反之,从毁也能看到成,由此可见事物本来无成也无毁,因为成即毁,毁即成。大家切记,从“通”看,庄子并不是反对区分,而是反对区分者不知成与毁的相通,知“通”才是懂“道”的人。“通”的表现如何?通就不会只用执着于某一是非观,而将大道寄寓在各种使用中,“庸”者用也,这样的用就叫做通,通了的人就无往而不自得,这就差不多得道了。所以,得道之人这样通了,却不知道是怎样通的,这就是“大道无形”的表现。而那些不懂“道”的人则费尽心智获得一管之见,弄清其区分的来龙去脉,却不知所有的一管之见都相同,一个人若因为占据一管之见而窃喜,不异乎猕猴欣喜于“朝四而暮三”。这个故事讲的是养猕猴的老翁拿山中栗子喂猕猴,说“早上给三(升),晚上再给四(升)”,猕猴都不乐意,又说“那么早上给四(升),晚上给三个(升)”,猕猴们都很高兴。实际上栗子的总数目和栗子的质量都没变,只是有了变化之“用”(出于猕猴喜怒的语境)。道只在于用,语言也只在于用,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分。庄子讲的“用”之道,太像维特根斯坦说的“意义即用法”了,后者也根本不承认语词中先天存在某种意义,意义不过是由用法所产生。在这一段里庄子最后说,圣人混同是与非,混同各家观点,止于“天钧”,“钧”者,均也,即等视是非,无所偏倚;也可以指制陶的旋转器具,庄子寓言篇云“万物皆种也,以不同形相禅,始卒若环,莫得其伦,是为天钧”,那么从是到非,与从非到是,不过是一个环上两条不同的路径(对于“两行”可以有不同的解释,可指一说“行”与“止”,即“照之于天”和“休乎天钧”,一说“明”与“用”,即“以明”和“因是”)。

“而寓诸庸”这句话为何很重要,除了庸者用也,还在于“寓”,海德格尔那句最著名的话“语言是存在之家”,也指“道”寄寓于语言的言说之中,通达大道者虽不信任语言的既成意义,但又在语言之言说中看到大道的踪迹。所以我们必须始终把握一种动态“言说”和思考的过程,既成语言中的意义只会给人以成见与死的知识,若追随后者,等于就自绝于人生的可能性,以及与大道的亲近。

后面一段本来想今晚讲的,时间来不及了,下次再讲。

(说明:这一讲下来,能听懂70% 以上者似乎没有,并且听者越来越少,庄子之叹若在眼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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